最宝贵的
最宝贵的
作者:王蒙
市委书记严一行参加完追悼会,回到办公楼。他带着一点鼻音,告诉秘书:“小李,你回去吧。” “晚上七点的常委会……” “记得的。没你的事了,走吧。”小李新婚,尽量把晚上的时间空给他。 但是李秘书犹犹豫豫,严一行发现了,问道:“还有事么?” “不……没有……” 小李的支吾更引起了注意,“有话就说!是不是生活上有什么要求?你们的房子……” “不是!”小李连忙否认。 “还是对我有意见?坐下谈。希望你能常常说一些我不太爱听的话。”严一行把小李让到沙发上,给他沏了一杯上好的龙井茶。 小李知道,直言不讳,这是书记对于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最起码的要求。他说: “有个情况,曾梦云交代了十年前向他提供陈书记的行踪的人。” “谁?”严一行浓眉下的眼睛里,射出了愤怒的光芒。 “是……”小李打了一下磕,“蛋蛋。” “嗯?”严一行一下子僵在了那里。一阵寒风,吹入了他的温暖的胸膛。他听到了自己的不规则的心跳。 “……也可能是曾梦云的捏造……” “让我再了解一下。”严一行恢复了常态。 小李走了。警卫员送来了晚饭,是他喜爱的韭菜合子。 轻快的脚步。门响了,他抬起头。正是蛋蛋,满面红光,眼睛秀气而又明亮,个子比父亲高出半头,肩膀宽宽。看到爸爸那疑惑的神情,他说: “我明早就回厂。妈说你晚上不一定回,我跑来给你报喜……”蛋蛋(二十五岁了,家人仍然叫他的小名)抻了一下,为了加强效果。他拉开吊灯,给自己沏了茶,等待着父亲的抚爱的催问。见父亲不言语,他便自己说: “车间支部通过我……”他等待着祝贺。 但是严一行的目光是冷淡的。蛋蛋误会了,他说:“爸爸,你放心。按你的话,进厂三年,我从来没讲过。只是填表以后,他们才知道我是谁的儿子。我完全是靠自己的表现来争取党员这个光荣称号的。” 还是没话。蛋蛋不自在起来,他低下头,看见合子,“您还没吃饭……” “我们一块吃吧。”严一行的嘴角上露出勉强的笑容,“蛋蛋,告诉我,在十年前你陈伯伯被绑架这件事上,你做了些什么?” “我?和我有什么关系?”蛋蛋的表情健康、开朗,还有几分天真。一瞬间,巨大的希望映亮了严一行的脸孔,他的心也差不多落到了实处。但还是要追根究底。“那么,不是你向曾梦云提供了陈伯伯的行踪?” 儿子的脸色变了。他的过分灵活的眼睛睁大了,呆滞了,他叫了起来:“不是我,爸爸,您别相信,不是我!” 儿子的激动清楚无误地证明了:是他。 “你应该忠诚老实。”严一行说。与其说他的口气严厉,不如说是慈祥的。 蛋蛋结结巴巴地说:“十年前,我才十五岁!” “陈伯伯入党的时候十五岁。他在敌人的枪口下面,宁死也不把领导人的地址说出来。” “可那是日寇,而我面对的是当时唯一的左派领导……” “那个卖身投靠、手上沾满同志的鲜血的野心家,是哪一家子的左派!”严一行威严而又憎恶地说,“陈书记住院是总理批准的,鉴于当时的情况,他住在野战医院,是保密的。然而,曾梦云从你嘴里掏出了情报,唆使那个搞阶级报复的亡命徒,绑架了老陈,他们用那种令人发指的手段……”他说不下去了。甚至在追悼会上,他也没有让自己去回忆这些具体情节。 沉默。挂钟的声音紧张而又嘈杂。 “你害了陈书记,你害了自幼抱着你的陈伯伯。”严一行沉重他说。 “当时曾梦云是坐在这里找我谈话的,说是两条道路由我挑……” “于是你挑选了哪条道路呢?保全自己,牺牲别人,这不是叛卖又是什么?” 父亲的话像利刃,蛋蛋蜷缩了,簌簌地发抖。“但是,您应该公正些,”儿子没有信心地抗议着,“那时,我是多么诚实,多么轻信啊,我相信名义、旗号和言辞,胜过了相信自己。我真地以为你们都是黑的。我十五年来受到的全部教育都是黑的,我是狗崽子。”蛋蛋厌恶地打了一个寒战,“最初,陈伯母让我给陈伯伯送过一次衣服,不知道曾梦云怎么知道了,可我没想到他们会下毒手……” “现在呢?直到刚才你还隐瞒着……” “我……”蛋蛋语塞了,“我能负什么责任呢?承认我是叛徒、告密者?那我一辈子就完了。我一直安慰自己,说不定亡命徒是从另外的渠道弄到了陈伯伯的住处。爸爸,为什么您不早不晚,偏在我入党的时候提出这个问题,在关系我一生前途的关键时刻!” 蛋蛋的话使严一行的心揪在了一块儿。“难道除了你的前途,你的名声、称号之外,再没有值得你考虑,值得你心疼的更宝贵的东西了么?” “什么宝贵的?”儿子茫然了 “譬如说,我们的主义、道德和良心……” 蛋蛋听错了,他说:“我没有什么别的主意,也没有什么旁人给我出过坏主意。” “我说的是共产主义、马列主义!”严一行爆发了,他砰地拍响了桌子,茶水溅到了手背上,“连这都不懂,你入个什么党!”他大喝道。 二十五年了,蛋蛋还没见过父亲发这么大脾气,他吓呆了。 电话铃响。传来了秘书长的声音:“老严吗?常委已经到齐了。你那里有什么事情吗?”声调里流露着对这位恪守时刻的书记未能按时到会的惊奇。 “啊,对不起,我请三分钟假。”放下电话,他看也不看地向儿子挥挥手。 蛋蛋脸色蜡黄,双眼眍着。他悄悄地退到了门旁。他看到了父亲斑白的头发。他垂下头,小心翼翼地说:“回厂子,我就给党委写一份详细的交代。您别生气……” 严一行抬起头,他看见了低垂着头的儿子额角上的伤疤。那是孩子读初中时英勇救人留下的光荣印记。 “回家去吧。”他点点头。 儿子走了,严一行用手背擦了一下眼睛。这是今天第二次动感情了。头一次是在致悼词的时候,那时的眼泪里,有对老陈的沉痛的怀念,更多的却是欣慰与感激之情。死者的冤案已经昭雪,追悼会的消息明天见报。老陈的家属已经得到了温暖的关怀和妥善的照顾。曾梦云已经陷入人民的怒涛。阶级敌人已经依法逮捕。正气已经伸张,战友当能瞑目。这一切,怎能不让人想在毛主席像前痛痛快快地哭上一场呢?然而,事情并没有完结。 是不是他对儿子太粗暴了?作为市委书记,他应该这样对待一个年轻的、要求上进的工人吗?难道只因为他年幼无知的时候曾经被骗、被逼得走投无路?可以找出许多理由来谴责蛋蛋,也可以找出更多的理由来为他辩护。他是有罪的?无辜的?轻信(马克思认为可以原谅的)抑或是奴颜婢膝(马克思认为不能原谅的)?可爱的?可悲的?可恼的?可恶的? 但你总应该觉得终生遗憾,总应该掉一滴滚烫的眼泪。为了陈伯伯的不幸,也为了你最宝贵的东西的失去。你总应该懂得憎恨那些蛇蝎,他们用欺骗和讹诈玩弄了、摧毁了你少年的信念和真诚。就像外国故事里的巫鬼,他们劫窃人们的鲜红的心,换上一块黑色的石头。在这块石头上,没有革命的理想,没有原则,没有对真理的追求和献身,没有勇气、忠实、虔敬和坚贞,没有热也没有光;只有利己的冷酷,只有虚伪、权谋、轻薄、亵渎,只有暗淡的动物式的甲壳、触角和保护色……要帮助他找回那颗火热的、跳动的心,并且把它铸炼得成熟坚强,使它经得起十二级风和九级浪。要使割除了毒瘤的伟大的躯体成长茁壮、抗毒免疫。要清理废墟,建设起最新最美、防洪防震的社会主义大厦。这,不正是他——市委书记和父亲的责任吗? 他胸膛里像着了火。他的心脏像一面疾敲着的鼓。他命令自己平静下来。站在窗前,看了看灯火辉煌、生气勃勃的城市。他理了理头发和衣服,又遵从医嘱吃了一片“利血平”。他呼唤自己的心脏: “心啊,你要听话,要好好地跳!要保证严一行这个老兵,在党中央领导下,把揭批‘四人帮’的第三战役打下来!” 他迈着沉着的步子,向会议室走去。 1978年清明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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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王蒙
市委书记严一行参加完追悼会,回到办公楼。他带着一点鼻音,告诉秘书:“小李,你回去吧。” “晚上七点的常委会……” “记得的。没你的事了,走吧。”小李新婚,尽量把晚上的时间空给他。 但是李秘书犹犹豫豫,严一行发现了,问道:“还有事么?” “不……没有……” 小李的支吾更引起了注意,“有话就说!是不是生活上有什么要求?你们的房子……” “不是!”小李连忙否认。 “还是对我有意见?坐下谈。希望你能常常说一些我不太爱听的话。”严一行把小李让到沙发上,给他沏了一杯上好的龙井茶。 小李知道,直言不讳,这是书记对于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最起码的要求。他说: “有个情况,曾梦云交代了十年前向他提供陈书记的行踪的人。” “谁?”严一行浓眉下的眼睛里,射出了愤怒的光芒。 “是……”小李打了一下磕,“蛋蛋。” “嗯?”严一行一下子僵在了那里。一阵寒风,吹入了他的温暖的胸膛。他听到了自己的不规则的心跳。 “……也可能是曾梦云的捏造……” “让我再了解一下。”严一行恢复了常态。 小李走了。警卫员送来了晚饭,是他喜爱的韭菜合子。 轻快的脚步。门响了,他抬起头。正是蛋蛋,满面红光,眼睛秀气而又明亮,个子比父亲高出半头,肩膀宽宽。看到爸爸那疑惑的神情,他说: “我明早就回厂。妈说你晚上不一定回,我跑来给你报喜……”蛋蛋(二十五岁了,家人仍然叫他的小名)抻了一下,为了加强效果。他拉开吊灯,给自己沏了茶,等待着父亲的抚爱的催问。见父亲不言语,他便自己说: “车间支部通过我……”他等待着祝贺。 但是严一行的目光是冷淡的。蛋蛋误会了,他说:“爸爸,你放心。按你的话,进厂三年,我从来没讲过。只是填表以后,他们才知道我是谁的儿子。我完全是靠自己的表现来争取党员这个光荣称号的。” 还是没话。蛋蛋不自在起来,他低下头,看见合子,“您还没吃饭……” “我们一块吃吧。”严一行的嘴角上露出勉强的笑容,“蛋蛋,告诉我,在十年前你陈伯伯被绑架这件事上,你做了些什么?” “我?和我有什么关系?”蛋蛋的表情健康、开朗,还有几分天真。一瞬间,巨大的希望映亮了严一行的脸孔,他的心也差不多落到了实处。但还是要追根究底。“那么,不是你向曾梦云提供了陈伯伯的行踪?” 儿子的脸色变了。他的过分灵活的眼睛睁大了,呆滞了,他叫了起来:“不是我,爸爸,您别相信,不是我!” 儿子的激动清楚无误地证明了:是他。 “你应该忠诚老实。”严一行说。与其说他的口气严厉,不如说是慈祥的。 蛋蛋结结巴巴地说:“十年前,我才十五岁!” “陈伯伯入党的时候十五岁。他在敌人的枪口下面,宁死也不把领导人的地址说出来。” “可那是日寇,而我面对的是当时唯一的左派领导……” “那个卖身投靠、手上沾满同志的鲜血的野心家,是哪一家子的左派!”严一行威严而又憎恶地说,“陈书记住院是总理批准的,鉴于当时的情况,他住在野战医院,是保密的。然而,曾梦云从你嘴里掏出了情报,唆使那个搞阶级报复的亡命徒,绑架了老陈,他们用那种令人发指的手段……”他说不下去了。甚至在追悼会上,他也没有让自己去回忆这些具体情节。 沉默。挂钟的声音紧张而又嘈杂。 “你害了陈书记,你害了自幼抱着你的陈伯伯。”严一行沉重他说。 “当时曾梦云是坐在这里找我谈话的,说是两条道路由我挑……” “于是你挑选了哪条道路呢?保全自己,牺牲别人,这不是叛卖又是什么?” 父亲的话像利刃,蛋蛋蜷缩了,簌簌地发抖。“但是,您应该公正些,”儿子没有信心地抗议着,“那时,我是多么诚实,多么轻信啊,我相信名义、旗号和言辞,胜过了相信自己。我真地以为你们都是黑的。我十五年来受到的全部教育都是黑的,我是狗崽子。”蛋蛋厌恶地打了一个寒战,“最初,陈伯母让我给陈伯伯送过一次衣服,不知道曾梦云怎么知道了,可我没想到他们会下毒手……” “现在呢?直到刚才你还隐瞒着……” “我……”蛋蛋语塞了,“我能负什么责任呢?承认我是叛徒、告密者?那我一辈子就完了。我一直安慰自己,说不定亡命徒是从另外的渠道弄到了陈伯伯的住处。爸爸,为什么您不早不晚,偏在我入党的时候提出这个问题,在关系我一生前途的关键时刻!” 蛋蛋的话使严一行的心揪在了一块儿。“难道除了你的前途,你的名声、称号之外,再没有值得你考虑,值得你心疼的更宝贵的东西了么?” “什么宝贵的?”儿子茫然了 “譬如说,我们的主义、道德和良心……” 蛋蛋听错了,他说:“我没有什么别的主意,也没有什么旁人给我出过坏主意。” “我说的是共产主义、马列主义!”严一行爆发了,他砰地拍响了桌子,茶水溅到了手背上,“连这都不懂,你入个什么党!”他大喝道。 二十五年了,蛋蛋还没见过父亲发这么大脾气,他吓呆了。 电话铃响。传来了秘书长的声音:“老严吗?常委已经到齐了。你那里有什么事情吗?”声调里流露着对这位恪守时刻的书记未能按时到会的惊奇。 “啊,对不起,我请三分钟假。”放下电话,他看也不看地向儿子挥挥手。 蛋蛋脸色蜡黄,双眼眍着。他悄悄地退到了门旁。他看到了父亲斑白的头发。他垂下头,小心翼翼地说:“回厂子,我就给党委写一份详细的交代。您别生气……” 严一行抬起头,他看见了低垂着头的儿子额角上的伤疤。那是孩子读初中时英勇救人留下的光荣印记。 “回家去吧。”他点点头。 儿子走了,严一行用手背擦了一下眼睛。这是今天第二次动感情了。头一次是在致悼词的时候,那时的眼泪里,有对老陈的沉痛的怀念,更多的却是欣慰与感激之情。死者的冤案已经昭雪,追悼会的消息明天见报。老陈的家属已经得到了温暖的关怀和妥善的照顾。曾梦云已经陷入人民的怒涛。阶级敌人已经依法逮捕。正气已经伸张,战友当能瞑目。这一切,怎能不让人想在毛主席像前痛痛快快地哭上一场呢?然而,事情并没有完结。 是不是他对儿子太粗暴了?作为市委书记,他应该这样对待一个年轻的、要求上进的工人吗?难道只因为他年幼无知的时候曾经被骗、被逼得走投无路?可以找出许多理由来谴责蛋蛋,也可以找出更多的理由来为他辩护。他是有罪的?无辜的?轻信(马克思认为可以原谅的)抑或是奴颜婢膝(马克思认为不能原谅的)?可爱的?可悲的?可恼的?可恶的? 但你总应该觉得终生遗憾,总应该掉一滴滚烫的眼泪。为了陈伯伯的不幸,也为了你最宝贵的东西的失去。你总应该懂得憎恨那些蛇蝎,他们用欺骗和讹诈玩弄了、摧毁了你少年的信念和真诚。就像外国故事里的巫鬼,他们劫窃人们的鲜红的心,换上一块黑色的石头。在这块石头上,没有革命的理想,没有原则,没有对真理的追求和献身,没有勇气、忠实、虔敬和坚贞,没有热也没有光;只有利己的冷酷,只有虚伪、权谋、轻薄、亵渎,只有暗淡的动物式的甲壳、触角和保护色……要帮助他找回那颗火热的、跳动的心,并且把它铸炼得成熟坚强,使它经得起十二级风和九级浪。要使割除了毒瘤的伟大的躯体成长茁壮、抗毒免疫。要清理废墟,建设起最新最美、防洪防震的社会主义大厦。这,不正是他——市委书记和父亲的责任吗? 他胸膛里像着了火。他的心脏像一面疾敲着的鼓。他命令自己平静下来。站在窗前,看了看灯火辉煌、生气勃勃的城市。他理了理头发和衣服,又遵从医嘱吃了一片“利血平”。他呼唤自己的心脏: “心啊,你要听话,要好好地跳!要保证严一行这个老兵,在党中央领导下,把揭批‘四人帮’的第三战役打下来!” 他迈着沉着的步子,向会议室走去。 1978年清明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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